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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八千年，惊世数十载。

曾经的湘湖，青山如黛，其间环抱着的一块幽深的谷地，便是跨湖桥。从1990年开始，跨湖桥遗址陆续迎来3次重要考古发掘，相继出土陶片、兽骨、木器等遗存，其中重要的是独木舟、漆弓等。虽然，各种标本送检的碳十四测定显示，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但当时的考古学家对于这个遗址的面貌是“陌生”的，甚至是带有怀疑的。

2002年3月，第一次跨湖桥学术研讨会召开，萧山请来全国权威专家看跨湖桥遗址，目的是争取文化命名。没想到迎来当头一棍。专家们认为，跨湖桥遗址年代不可能这么久远。

但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首先，跨湖桥遗址挖出来的所有陶器都是圜底器，没有鼎足器，说明年代比较久远。其次，所有石器没有钻孔。最后，从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分析，当时人类的生活来源主要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只是必要的补充。这是一个崭新的发现，不能戴着既有的眼光来看待。但是命名文化为时尚早，需要找到同类型的另一个遗址，知道大概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目前只能说是独特的类型。”

2002年到2003年，下孙遗址陆续被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陶器、石器、木器和稻谷颗粒，确定文化面貌与跨湖桥遗址一样，年代测定结果也相同。

2004年12月17日，因为下孙遗址的发现为跨湖桥文化命名提供了重要依据，“跨湖桥文化”被正式命名：“一种存在于距今8000到7000年，以湘湖及其周围地区为重要分布区，面向海洋、最后为海洋所颠覆的考古学文化”。

20年来，专家们对跨湖桥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持续推进，跨湖桥文化遗存被证实存在于上山遗址等15个遗址中。其分布范围已远远超出命名之初所定的“湘湖周围地区”，而扩展至杭州、金华、衢州、绍兴、台州、宁波等六个地区，涵盖河流上游盆地和河口沿海平原等地理区域。除了萧山跨湖桥、下孙遗址，迄今新发现的遗址包括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义乌桥头、龙游荷花山和青碓、金华青阳山和园上、衢州皇朝墩、临海峙山头、仙居下汤、天台百亩塘、余姚井头山、余杭火叉兜等。这使人们对跨湖桥文化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也为进一步研究跨湖桥文化提供实证。

在跨湖桥文化命名20周年之际，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了《八千年的回响——跨湖桥文化命名20周年成果展》，共展出来自15个跨湖桥文化遗址的258件文物，系统总结和汇报了跨湖桥文化研究新进展、新成果。此外，由15个遗址组成的“跨湖桥文化研究联盟”，也将不断弘扬跨湖桥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16年前来过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他在《八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肇始》主旨报告中提到：“距今8000年到55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距今8000年前，已经有一些区域在农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倾向，精神信仰方面也相应发展，社会出现贫富贵贱分化的端倪，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其中，上山遗址和跨湖桥遗址属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肇始阶段，因为这些遗址都出现了农业和定居形态。除了跨湖桥遗址的一系列‘之最’外，其他如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船桨、鱼罩、采集经济实物等，也丰富了跨湖桥文化的面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曾见证过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并参加过跨湖桥文化命名会议。他在《从新旧石器过渡不同模式谈史前中国从多元到一统》主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文化对史前中国的探索很重要。

20年来，在考古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跨湖桥文化的源流越来越清晰、面貌越来越丰富。

蒋乐平是陪伴跨湖桥文化一路成长的考古专家，他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跨湖桥遗址第二、三期考古发掘领队。在其主旨报告《20年来跨湖桥文化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中谈到，回顾跨湖桥文化的认识历程，年代问题一度成为认识跨湖桥遗址的核心问题。年代问题的争论源自于对跨湖桥文化遗存的陌生感与孤独感，随着跨湖桥文化遗址一个接一个的发现，现在年代问题已经烟消云散，学术界的关注已经从年代转向跨湖桥文化的源流问题。

蒋乐平根据经过调查、发掘并有发掘资料公布的上山遗址 、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小黄山遗址，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并与长江中游发现的早中期新石器遗址进行比较，对跨湖桥文化的来源问题进行探究。目前认为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是上山文化，但同时也接受了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影响。

其中，蒋乐平提出的上山文化为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一是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有极高的区域重叠性；二是在已发现的兼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遗存的遗址中，均存在跨湖桥文化直接叠压在上山文化之上的地层现象；三是跨湖桥文化陶器上的许多文化因素，源自上山文化。如在上山文化中期的湖西遗址、桥头遗址中，已发现两种类型的彩陶，红色的薄彩，只有条带纹一种，乳白色的厚彩则出现了太阳纹、折齿纹等，两种彩陶类型恰恰是跨湖桥文化彩陶区别于其他地区彩陶的重要特征，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跨湖桥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本地区的上山文化。

蒋乐平还从实证角度谈到，虽然跨湖桥遗址最后被海潮吞没，说明距今7000多年前的杭州湾两岸平原地带的地理环境没有真正稳定下来，但跨湖桥人是第一批从内陆山地向河口平原开拓的“弄潮儿”。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曾参加跨湖桥遗址第一期发掘，他在《跨湖桥与东南八千年》主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的内涵：“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河姆渡的源头在哪里？考古学家牟永抗曾提到‘不能排除大陆架和沼泽是另一种农业起源的可能性’。跨湖桥遗址发掘后，我们曾提出过一个设想——‘河姆渡遗址受到跨湖桥遗址的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如今看来，这个可能性很大。跨湖桥文化具有承上启下意义，上山文化发展之后是跨湖桥文化，而河姆渡文化为什么是这个面貌，可能是因为有跨湖桥文化。从这个角度说，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前夜’。”

但跨湖桥文化为什么在距今7000多年之前“消失”了呢？

蒋乐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跨湖桥文化“消失”的关注，是由一种“误解”引起的。“误解”缘于在分布区域内，跨湖桥文化没有后继者；在毗邻区域，与跨湖桥文化衔接的是河姆渡文化，但两者似乎没有构成继承关系。但实际情况是，河姆渡文化不但在分布上与跨湖桥文化构成区域性的局部重叠，在文化因素上，也成为跨湖桥文化的重要继承者。

蒋乐平说，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时间空窗，属于两个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从器物形态、建筑形态、艺术形态上比较，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但两者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陶器群的基本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类型特征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性。而器物形态的相似特征，反映的是其功能上的一致性，背后则是共同的经济行为和生业方式。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工具所表达的共同经济行为方式包括耜耕农业、采集业、原始纺织业。

蒋乐平认为，跨湖桥文化分布区的后续文化基本可确定是河姆渡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发展和变化的关系。近十多年新发现的遗址信息证明，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的分布区域在钱塘江流域存在重叠现象。

此外，从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曾起到标识性作用的绳纹陶釜的角度，确定钱塘江南岸的区域文化共性特征，证明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均属于南方系文化，两者必然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而可以认为，跨湖桥文化不但在年代上早于河姆渡文化，而且是河姆渡文化的源头之一。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是第二次来到跨湖桥，在他看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史前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建设探索上作出了积极贡献：“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很好地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趋势。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展陈过程中非常重视考古发掘物品的展示、转化和传播工作，并积极向公众推广考古学研究理论，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是走在前列的。”

跨湖桥文化赓续二十载，相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她还将激荡起新的回响。